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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选课”:自由并烦恼着
2013-10-25 16:11  

每个新学期伊始,对所有奔忙于校园中的新身影和老面孔来说,选课都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大学生在享受自主选课制度带来的学习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此花上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平添烦恼。对大学生来说,选课究竟是美梦成真的大好时机,还是费时费力的多此一举呢?我们为此采访了一些复旦学生。 

自主选课做不到心想事成

哲学系新生马晶:选课比高考填志愿还麻烦入学的第二天晚上,全寝室就开始集体研究那本《本科生培养方案》。选课是我们从没经历过的事情,虽然许多专业课、文理平台课辅导员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了,可就挑那么一两门选修课也让我花去了一上午时间。原来以为交了选课表就跟交了高考志愿表一样万事大吉了,谁知上网一查有一半的课都没选上!选课真是个让人头痛的活,比高考填志愿还麻烦!”

社会学系大二学生许旖旎:“拿到篮里都是菜”我今年大二了,起初选课时我很兴奋——大一时我们选课晚,课都被学长们选完了,所以没选到什么喜欢的课。好不容易熬到大二可以跟学长们一起选课了,想把一年级时想选而没选上的文理平台课都补上。起初我顺利地选上了所有想选的平台课,谁知不久后我原来选上的学分被“踢掉”了一半!后来知道是学校为了保护大一新生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于是也只好接受并尝试选其他的课。由于大一时我修的学分太少,所以为了赶学习进度,我只能“拿到篮里都是菜”,选上什么是什么了。

物理系大四学生张致诚:临近毕业马哲还没选大一、大二时以为高年级再去修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类的课会比较占优势,于是不知不觉一拖就拖到大四,想选时却怎么也选不上了。因为我已经开始实习和准备毕业论文,可以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实在很少。这个学期我只能选两个时间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但不幸的是两个时间段都没选上。于是万分焦急的我只能去苦苦哀求任课老师,在老师的签名同意之下,我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老师上课引入竞争机制

自主选课在满足不同学生不同需求的同时,也在老师中形成了一种竞争机制。优者门庭若市,差者门可罗雀,一切都变得很现实。关于这一点,老师们似乎很有自信。中文系陈思和教授认为,应该把更多的课放到一个公共平台上,让学生自己取舍,然后在竞争机制中优胜劣汰,学生不喜欢不愿意听的某些课程完全可以取消。

基于这种竞争机制,自主选课对老师的学术水平、授课能力及个人魅力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老师们必须不断完善自我来吸引学生。然而即便是人气很高的老师也并非高枕无忧。

吉国祥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能容纳150人的教室座无虚席,教室后面和窗外都挤满了人。但吉老师对于自主选课有着另一番考虑:“现在的选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教学质量。以前按系别授课,学生是固定的,老师更容易熟悉了解学生,以便因材施教。自主选课之后,学生流动量大了,这一点便很难做到了。此外,许多学生因为上网选不上课而向我‘苦苦哀求’,可名额满了,教室也满了,这也令我十分为难。”

自主选课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院系学科间的界限,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可能要同时为来自各个不同院系,拥有不同知识结构、背景的学生讲授同一门课,如何协调学科间的差异,令所有学生都受益又是摆在老师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

从发一张课程表到学生自己选课排课,从只能排队到机房选课到可以在任何地方选课,复旦的选课制度随着学分制的推行,在一次次的尝试和变化中走到今天。自主选课令学生的学习变得自由,但它时不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使学生选不上想选的课,因而学生时常会对它生出一些“不满”。但大多数学生表示,这些“不满”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学生认为,现行的选课制度的确存在不完美的地方,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老生常谈的教育资源稀缺问题,而这个问题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解决的。但不管怎样,与过去的复旦相比,还是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上的自由。如果复旦至今沿袭发课程表的做法,也就不会横生诸多枝节,但相应的学生自由选择的空间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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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选课方式一览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一进校就会拿到大学四年的课程安排表。每学期按专业不同都有固定统一的课程表,一般学生完全不用选课。上海财大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采取奖励学分制,即每学期平均绩点在3.4以上的学生可以提前选修4学分的课程,平均绩点在3.7以上的学生可以提前选修6学分的课程。这些选修课程均为其今后的必修课程,在网上挂牌,学生上网自选。

同济大学:学生在大一时除了可自选一门公共选修课程之外,其他课程均按专业统一安排。之后每学期学生可自选1至2门公共选修课,其余课程科目仍为统一安排,但学生可自选上课时间和授课教师。公共选修课程采取随机分批轮流上网选课的方法。

上海交通大学:每学期由各院系向本系学生开出一张推荐课表,内容包括英语课、政治课、专业必修课等,学生根据推荐课表所列科目可选择授课老师和上课时间。推荐课表的选课分为两轮,在第一轮选课中未能选上所有课程的学生可参加一周后的第二轮选课,在第一轮选课的剩余名额中继续选择。第三轮选课时选公共选修课程,除大一第一学期不能选修公共课程外,学校对之后每学期选修的公共课程数没有任何限制,只是对文理科专业学生在所选科目要求上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北大将课程分为专业必修课、限选课、公选课、通选课以及政治、体育、英语课。英语课在学生入学分段考之后就按测试结果分班,学生之后都不用自选英语课。专业必修课和限选课(即院系规定要上的公共选修课)由学生所在院系统一安排。政治课和体育课直接由学生自己上网选课。公选课和通选课(相当于复旦的文理平台课)也由学生自主选课,但并不能直接上网选。在选课期间,每门公选课或通选课都有一个固定的选课教室。学生要在指定时间内到想选的课的教室排队给老师留条。如果留条的学生超过计划额,则由老师当场“抓阄”决定谁能上这课。其余的学生则只能指望选上的同学在一周内退课。北大在网上给已经满额的课程亮起“红灯”,“红灯”一灭便是“乘虚而入”的好机会。

两个研究生的选课经历 

研二学生葛星:比领托福表还热闹

1998年我刚进复旦时,大家都只能在一教机房里选课,而且当时开放选课的机房也只有1304一间,这使得选课变成了一件极为漫长而痛苦的事。这一点我在大一上半学期并没有什么体会,当时只是集体被老师“押”到机房,按照事先拿到的课表把该选的课“填入”选课系统,一切相安无事。

可到了大一下半学期,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不再享受学校的“保护政策”,而要和学长们一起排队选课。“选课行动”从高年级开始进行,同一年级中又进行随机排序,我们就依次去机房选课。但事实并非井井有条,我记得当时的情形是——一教的机房、走廊从里到外人满为患,几乎找不到还能站人的地方,简直比领托福表还热闹。

几乎每有一个人选完课出来就会带来一个“噩耗”——又有一门课选满了。还在外排队的人们在一声叹息之后只能继续焦急等待,有时我们也会搞点小“后门”,把学号和选课密码告诉排在前面的同学,让人代选。之后不知是谁发现选课系统在正式开放的前一天晚上实际已经开放且不对外屏蔽,于是我们开始了“半非法”式的选课。但那时学校附近并没有什么网吧,自己有电脑能上网的人也不多,有的学长借用实习单位的电脑选课,而我则是打电话回家让父亲代选。 

研三学生蔡慧:选课也是一门学问

刚刚进入大学时,望着选课单上许多诱人的课程,恨不得一次都选上。按部就班去上课后,发现有的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漂亮的名字下是干瘪的内容。第二个学期吸取了前次的教训,我和室友去找师兄师姐咨询,哪些课老师给的成绩高,考试容易过;哪些课老师管得比较严。一番折腾之后锁定全校有名的“好人”,哪管兴趣和有用没用,只要成绩高就行,也乐得悠闲自在。

考上研究生后来到复旦,又一次面临选课的抉择。我选了一门自己喜欢的课“电子文献检索”,满心欢喜地上课、考试。可不知谁说了一句这门课不算跨专业课,去问教务处也没有明确的说法,我只好再去选一门。但当时已经过了规定的网上选课的时间,听说从学院教务员那里拿张选课单,只要任课老师签字就可以,赶紧跑去要了两张(留一张备用,怕万一写错);后来又听说选课系统没关,于是逃课跑到最近的电脑房上网填了选课代码。谢天谢地,总算选上了,是自己感兴趣的“创新管理”,而且是管理学院炙手可热教授的课。

经历了这一番折腾,我对选课有很多话要说。其一,新生选课切忌盲目,应有计划性。新生由于没有经验,选课时容易造成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觉得四年时间还很长,可以慢慢选,结果等到高年级大家都忙着实习、作毕业设计和找工作的时候,他们还在为学分奔波;另一个极端是有些人刚进校就选了很多课,但由于精力和能力有限,导致有的课成绩很低,没学到什么东西自己还很疲惫。建议新生把培养手册仔细读几遍,了解四年应该修满多少学分,自己又打算在四年之中学哪些东西,粗略规划一下。

其二,功课成绩很重要,但并不排斥兴趣。每年到选课的时候,学校的BBS上就会有很多人问哪个老师给成绩高,哪个老师脾气好,这似乎成了自主选课的“并发症”。尤其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要看成绩,出国要看成绩,评奖学金更要看成绩,成绩被看成是评价一个学生能力的首要指标。面对压力,选课时对成绩的关注固然没有错,但成绩高低不应成为选什么课的唯一标准。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就会有学的冲动,一般成绩也不会差的。

其三,听听过来人的经验之谈。选课之前可以问问师兄师姐,哪些课老师讲得比较好,哪些课可以学到东西,毕竟选课是花时间去听的,付出了就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另外,还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下专业课数量和难易程度,以便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知己知彼,选起课来才会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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